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经济衰退风险加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风险明显增加，对中国经济运行、物价稳定、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产生了较大干扰。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力和掌控力较弱，国内市场在供应、贸易、价格、规则、海运等层面仍受制于国际市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面临不少风险挑战。应高度重视国际大宗商品领域安全供应能力建设，综合施策提高中国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掌控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让国际循环更好地服务于国内大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中国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掌控力存在短板
目前，中国粗钢、精炼铜、电解铝以及精铅等的消费已占据全球比重的50%以上，也是原油、铁矿石、铜矿、镍矿、大豆、棕榈油等大宗商品世界第一大进口国，但由于历史、金融、供给结构等因素，中国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和掌控力较弱，国内市场在供应、贸易、价格、规则等层面全方位受制于国际市场。
（一）主要大宗商品供给垄断，中国参与国际资源生产能力待提高
全球铜、铁矿、原油、大豆等资源分布不平衡，如全球四大巨头铁矿石出口占全球的67%；前四大农产品巨头企业控制了全球80%的粮食交易量。这些国家通过控制大宗商品的生产，形成了对消费国尤其是进口大国的战略优势和“钳制力”。相对于欧美日，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规模和全球布局仍显薄弱，市场份额偏小；国有企业参加期货等金融市场也少，现有机制下一些领域还难以涉足。
（二）大宗商品定价规则普遍由西方掌控，中国定价权不够
由于历史原因，欧美发达国家及国际巨头企业掌握着大宗商品交易规则制定主导权。如，天然气现货市场主要是通过伦敦洲际交易所TTF指数、普氏JKM指数进行定价，长协主要通过挂靠国际油价定价，原油参照布伦特期货、WTI期货及普氏价格指数定价，煤炭参照阿格斯、普氏价格指数定价；有色金属贸易主要参照伦敦金属交易所定价，农产品贸易主要参照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定价。而中国由于期货发展较晚，且人民币在全球大宗商品实际交易额中的占比较小，因此在很多大宗商品品种方面定价权不够。
（三）海运保障能力与中国大宗商品进口大国的地位需要进一步匹配
全球商品贸易市场中近90%的货物通过海运运输，并由西方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如，目前负责矿石运输的干散货船基本被日本海运公司掌控，其它国家矿石出口的运输基础设施都是依照日本公司的航运标准建造的，这使得中国企业面对的约束条件更多，在进口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
（四）国际金融资本对大宗商品市场主导性增强，中国的市场影响力有不足
近年来，国际金融资本如世界资本投资者、美国先锋集团、贝莱德基金、巴西Valepar公司，国际大型投行如摩根大通、汇丰、花旗，通过相互持股与生产紧密结合，对全球大宗商品供应和价格形成发挥着极大的主导权，导致需求大国、进口大国在商品获取权、定价权的份量减弱。而中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重视不够、介入范围窄、额度增长慢、影响力较小，在对规则认识、市场博弈能力以及产金融合发展等方面都被国际资本拉开了差距，甚至成为被围猎的对象。
二、大宗商品市场掌控能力短板的风险隐患
2020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供需形势转换越来越频繁，价格波动越来越剧烈，大宗商品市场掌控力不足不仅直接影响中国大宗商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还会对中国经济、物价、民生产生严重破坏，甚至对中国长期发展战略产生重大影响。
（一）影响实体经济发展
中国资源、能源进口量大，进口价格大幅波动会对产业链形成冲击，压缩企业利润，影响中国工业经济运行。高度不稳定、不确定的市场还会直接影响社会投资。不稳定的市场对企业订单的正常流程会产生明显扰动，在市场预期不明确的情况下，企业的生产投资意愿也会明显下降。
（二）提高居民生活成本
大宗商品价格通过产业链传导到各个环节，其中一些居民消费品上涨容易下跌难，如棉花价格上涨推升纺织企业成本和衣服制品价格，最终提高消费品价格水平，增加居民生活成本。生活成本的提高最终会形成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进而增加企业的人工成本，最终推升物价总水平，甚至引发社会动荡。
（三）加剧金融业潜在风险
原材料价格上涨，企业贷款需求增加，金融机构资金投放量随之增加。一旦大宗商品价格大幅走低，企业在价格高峰期囤积或锁定进口价格的原材料将与现货市场出现价格倒挂，给企业带来经营风险的同时，企业之间的货款偿付变难，资金链货款清偿问题凸显。杠杆率较高的企业可能面临债务难以按期偿还的风险，成为金融机构的风险隐患。
三、政策建议
去年以来，一系列因素共同推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宽幅波动，从更长时期来看，地缘政治风险加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极端天气趋于增多，都会进一步加剧全球大宗商品供应风险。因此，应高度重视提升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掌控力，综合施策保障中国大宗商品长期供应安全、价格安全。
（一）构建大宗商品市场体系理论
构建中国大宗商品市场体系理论，进一步研究大宗商品市场变化与国内外经济运行的互动关系，分析大宗商品期货涨跌与实体经济兴衰之间的变化规律，总结提炼大宗商品市场价格监测、预警、调控成功经验与实践，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和水平。
（二）提升中国大宗商品保障能力
一是要尽快建立中国海外资源战略保障体系，支持企业国际化经营和全球化布局，在海外投资设厂或进行股权投资，开展国外资源勘查开发，推动海外资源基地建设。二是完善大宗商品储备的财税、金融优惠政策，建立健全国家战略储备、商业储备和企业义务储备的三级储备体系。建立市场化储备调节机制，通过吞吐操作、预期引导等发挥国内储备对供需和价格的影响力。建立天然气、铁矿石等储备制度。探索将外汇储备与资源储备相结合，通过商品市场将外汇储备转化为实物资源。三是积极发展中国远洋航运产业和大型船舶制造产业；积极参与国际航线的维护，保障海外关键资源的交通线安全。鼓励外贸企业与航运企业签订长期协议，组织中小微外贸企业与航运企业进行直接对接。加强国际海运风险预判，在多双边场合呼吁共同畅通国际物流，降低渠道堵塞风险。
（三）增强资本大宗商品影响力
一是要加大对中小微企业降税减负、纾困惠企力度，多措并举减轻上游原材料价格持续高位运行造成的中下游企业成本压力。二是要实施积极的股市政策，加快完善推进不合规企业常态化强制退市制度，完善股市市场化交易机制，提升中国资本市场吸引力。三是探索生产资本与金融市场的有效结合，鼓励生产企业与金融机构建立战略合作机制；鼓励国内投行、基金、国有资本积极参股持股国际大宗商品生产商、贸易商、商品交易所、国际金融机构，增强中国资本在大宗商品供应链的影响力。
（四）多渠道获取大宗商品全球价格话语权
一是选择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影响较大的石油、天然气、铁矿石、大豆等，作为建设国际定价中心、提升定价话语权的重点品种。提升国内期货价格的有效性。积极推动石油期货和铁矿石期货国际化，加快交割仓库全球布局，吸引境外中介机构和投资者参与国内期货市场。二是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开放，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多样化的人民币产品和服务。三是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治理，制定并推广由中国机构编制的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加强大宗交易业务的监管审查，对重要指数尤其是境外定价指数进行合规性审查，防范国外资本通过价格指数干扰市场。
（五）构建有管理的能源价格机制
实践证明，能源产品完全依赖市场化定价，难以应对异常情形。能源资源价格要坚持市场自我调节与政府加强管控相结合，这是维护中国经济稳中向好运行的重要基础。要构建大价格监测体系，整合现有资源，密切跟踪世界主要国家政治经济形势、财政货币产业政策等情况，加强对主要资源出口国天气变化监测和突发自然灾害影响分析，开展国内外主要企业产量监测、储备监测、库存监测和需求预测工作，做好应急预案和政策储备，提升国内外大宗商品价格监测分析和预测预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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